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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谈佛教教制建设——禅兴法师

2012年01月06日 学诚法师的博客 点击:0

编者按:教制,就是僧俗二众教团的制度。初修的人,个人一定要到团体里来修;一个团体要在大的社会环境里存在。个人的修行怎么修?团体修行怎么修?佛教的团体跟社会怎么融合与互动?佛教该怎么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上长期地存在下去?禅兴法师在“师父理念小组”讲解师父04年的文章《加强佛教教制建设》,回顾历史,针对当下,开演师父教制建设的蓝图。

禅兴法师:我们一般会考虑个人修行的问题,但个人不能离开团体,团体的的事怎么办,制度怎么设置,和我们有很大的关系,至少师父要考虑。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我们学习的目的,就是要开阔心胸格局,能够更加理解师父今天所做的对中国佛教的意义;同时打开我们思路,也能够增强我们自身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。因为我们以后慢慢都是要去承担的,今天的净人、沙弥,将来也会成为上座、长老,带动后面的人。所以这些问题迟早是要考虑的。

先来回顾一下师父这篇文章的思路。从印度的原始佛教,到中国佛教,从早期到后来的鼎盛时期,再到近现代,做了一个时空尺度很大的回顾。一个教团一定要有制度,这种制度是保障大家修行的。原始佛教的时候制度很少,主要的是戒律,大家都依照佛制定的戒律去做就可以了,因为人的根机够,根据戒律去做就完全够了。甚至早期,连戒律都没有。那时候人的根机更高,听了法,修行马上就能证果。团体越简单,制度越少;教团的规模越来越大,组织形式越来越复杂,尤其跟国家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的时候,相应的制度就越来越多。所以制度是配合着教团的发展与需要来制定的。戒律又分两部分:一个是个人修行,就是规范个人哪些该做,那些不该做;一个是团体修行,就是一个僧团怎么样来处理一些事情。比如说印度时期的佛教,它的一个主要制度是羯磨制度,就是民主会议,比丘决议。如果一个人否决,这个会就开不成了,所以它要求非常和合,包括犯了错、犯了戒怎么忏悔呀、大家如何集体做法等等。

另一方面出现了清规和僧制。这有几方面,一个是佛教到中国之后要适应中国的国情。在印度僧人们是不自己做饭的,大家托钵乞食,修行是到处游学。但在中国就不行了,国家不让,老百姓也不让。必须住下来,自己做饭,这就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。另外我们国家历代的政府,对佛教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。古代政府就有专门管理佛教的机构。比如说唐朝时,剃度的度牒都是朝廷来发。也就是说僧人剃度的权利,不在佛教徒手里的。佛教传入中国后,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很大。佛教在戒律里面主要讲平等,那么在清规里面就有了差别,比如说有方丈、执事到清众一级级的差别。我们传统儒家就是在这样一种伦理的体系当中,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行为。中国佛教祖师引进了很多儒家的伦理内涵,以方丈为僧团的最高领导人。通过方丈下面的执事们来带动僧团的修行。靠这样一个严密的、有层次的、有等级的管理体系来对僧团加以管理。

当然清规的产生还有很多的背景,就像寺院经济的独立。印度是乞食,乞食完以后,你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,不给我就饿着;中国佛教也是一样的,靠信众养着。但是在唐朝发生了一个问题,就是寺院经济高度发达。一方面因为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,它本身的经济就高度繁荣;再一个就是隋唐时期,佛教是被政权所保护和推崇的,很多皇帝都信佛,对佛教寺院免税,免劳役,这样佛教的寺院就拥有了大量的资产和附属的农民,它有很多的田地。这样对国家的政权就会慢慢地产生一定的威胁,政府就要对佛教采取措施。这样的形势下佛教的生存就很危险。

禅宗的祖师怀海禅师很有智慧,他把佛教的经济从依附型,变成了自给自足,甚至是可以完全跟社会脱钩。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,禅宗寺院的出家人必需去劳作。百丈怀海禅师亲自下地劳作,他带头干,每天干,种地粮食就有了。粮食有了别的就不在话下,甚至在深山老林里面都可以建道场,都可以生存。唐代的很多寺庙都是在大城市、都城里面,跟政府、社会联系是很紧密的,一发生战乱,一发生灭法就完了。禅宗就完全独立,所以经历唐末的会昌法难,甚至经历五代十国的战乱,禅宗不仅没有被打垮,反而一直很兴盛。这跟印度佛教有很大的不同,印度佛教戒律明确规定比丘是不许掘地的,更不许种地。但这是不是说,我们违背了佛陀的精神呢?不是的,佛陀在《随方毗尼》中说:我制的戒在其他地方、其他国度可以根据一定的原则来调整。所以禅宗从公元九世纪以后,成为一千年以来中国佛教的主流。现在到各个寺庙去看:当家、执事、知客、班首啊,这都是禅宗清规里的内涵。

刚才举的这个例子,就是说明佛教的教制建设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变化,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与时俱进。不调整的话佛法就会面临灭亡的危险。到了清末的时候又有一些大的变革,跟当时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。清末的时候中国佛教已经是非常的衰败了。一个是我们出家人考试的制度被取消掉了,乾隆皇帝取消的,这样出家人的数量就大大增加了,但是整体质量下降,乱剃度的很多,僧尼的素质良莠不齐。

清朝末年朝廷颁布了一个政策:庙产兴学,就是把佛教、道教的寺庙没收掉,来兴办学校。这个对佛教简直是灭顶之灾。所以面对这样的形势,当时的大德就提出了很多改革的设想,让佛教度过难关。这样慢慢就出现了地方性的,乃至于全国性的佛教组织,把佛教徒联合起来,保护佛教徒的利益。全国性的佛教组织是在民国时期才出现的。之前我们佛教各个庙都是单干的,或者说一个宗派可能有一个系统。后来出现的中华佛教总会,就把全国的佛教徒和寺庙统一起来,那么这是近代的一个很大创新。这是全国性的佛教组织的出现。

那么在佛教的教团、建制方面,一些大德也做了很多的努力。师父在文章里提到了当时的教制改革的两条路线:一个是太虚大师自上而下的治理僧伽的主张,要把整个佛教进行彻底的改革。他的这个理念是非常超前的,但可惜落实下来很难;另一个是自下而上,就是其他的大德们把自己的理念在一个一个庙,具体的寺庙去实践。那么自上而下的思想它对现代乃至于当代,都有很深远的影响,但是可惜没有具体的道场去作表率,所以实际上是没有很好的落实。自下而上的路线,这些大德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,能够树立起比较好的道风,在一些局部能够产生一些影响。但是他也难以持久,大德一走就不行了。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就是祖师型的,祖师一来就可以,祖师一走就不行了。

在民国时代中国佛教还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。四大高僧出来弘扬佛法,近代的佛学研究的风气和居士的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了。新中国建立以后佛教又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,比如说文革对佛教的摧残还是比较大的。经过文革,佛教是奄奄一息了,可以说当代佛教是文革以后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,我们算是喘过一口气来,好不容易喘过这口气,又遇上了快速发展的国内外的形势:市场经济,高度的全球化、商业化,这些发展实际上对佛教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。所以当代佛教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,同时也有很难得的发展的机会。

具体到我们僧团来讲,有一些特点。一个是注重和合,和合的根本是知见的统一。其次是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条件下,保证大家安心地修道。

比如不发单资就是对大家道心的保护。因为只要有钱你就会动这个心眼:我这个钱买什么东西去?或者我老了、岁数大了、身体不好了怎么办?在龙泉寺里面不需要有这些顾虑,没有钱,但所有合理的开销都能给你保障,包括僧众父母来的开销、看病都可以保障。只要父母愿意来,养老问题不用考虑。岁数大了,生病了怎么办?像我们班导、同学相互照顾、看病,真正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。钱没有了,我们付出了一定的管理成本,借钱还钱、签字报账,但受益的是大家,大家就只要安心办道修行就可以了,大的制度来讲已经提供这些保障了。

有了钱不一定有保障,有了钱麻烦更多,但是没有钱可以给你保障,这个是师父深思熟虑过的。包括对手机、媒体的限制,也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。不让随便下山,其实只有简单的几条制度,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,对僧团起着关键的保护作用。

建立修学体系现在才刚刚开始,跟我们的期许还是有很大差距。僧团也在逐步加快摸索、建立的过程,如准净人、净人、沙弥、比丘,再往后的一些专修、闭关。把我们的框架慢慢地去充实。因为培养一个人才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道场的建设,制度的完善也不是那么简单。


编辑:晏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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